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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投射了台灣人心裡的愛怨情仇。因此守靈、治喪的過程,會將過往層層積累堆疊的撕扯開來。
那個尚未交代結清的人突然告別,所有糾纏未了的人,則必須決定生命是否要往新的階段前去。原以為逝者應該給出的答案,現在通通要生者自己來解答。
同樣是喪禮,《父後七日》軸線非常清晰,雖然也有道士阿義與美鳳的支線,大抵也只是一點陪襯。《孤味》則在林秀英壽宴當日,陳伯昌嚥氣、停靈。隨之而來的是秀英、宛青、宛瑜、宛佳母女、 蔡美林小姐,乃至孫女小澄,都開始要梳理自己內在不時糾纏,卻不曾赤裸坦承面對的課題。
這些糾結,在時候未到的時候剖開,日子是過不下去的。必須咬牙熬著、硬撐、挺直,繼續往前。然而沒有剖開,時日積累,卻又成為一道過不去的坎,必須在「那個到來的時候」,剖開、清理,才能繼續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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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周刊報導林穎孟苛待助理的事件,徹底翻覆其平日的形象。我雖不是選區選民,讀完新聞後,卻久久不能釋懷。
政治人物選擇的立場,自然有其利益衡量與形象人設;而所標舉的價值,可能是經過理性篩選的決策,未必符合其原本感性、直覺與所屬社群取向。
因此林穎孟設置指紋打卡機、疑似掛名助理領取公費補助、短繳受雇者勞健保費、助理工作超荷、抗拒團體協約等等,可能是議會常見的陋行,林議員隨波逐流而已。平素所呼喊的勞動權,當自己成為雇主時,可能難以避免流露慣老闆的面目。
然而,身為生理女性向同為女性的助理,要求提出生理假憑據時,難到心裡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拉扯嗎?在林議員的內在價值中,生理價是不應該存在的嗎?應該提出相關憑據請假才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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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團體主張指考名額要增加到大學招生總額50%,經常宣稱維護三年學習完整。說得似乎入理,然而根本是虛假的呼籲。
在舊日聯考時代,乃至今日準備指考。會有多少學校,完完整整按照應有進度,一直到了五、六月才將教材教完?在教學現場,進入高三後經常就為了應考,極力超前進度,甚至挑選重要章節講授,而挪出許多時間複習、考試。部分私立學校,甚至高二時便開始加上高三進度。
這是應考生態下,活生生的現實,但是這能叫「三年學習完整」?這種為求應付考試,寧願犧牲正常教學形式與內容的做法,算什麼「三年學習完整」?如此夸夸而言,真是貽笑大方。
考招制度的爭議中,這些高舉高比例指考的群體,多數都是優勢家庭的群體,不滿於原有競爭環境中的優勢條件遭剝奪。但是卻假稱關注弱勢、幫助窮孩子,甚至宣稱「三年學習完整」,是騙人沒有經過聯考時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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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長吳榕峯面對時代力量市議員林于凱的質詢時,竟然脫口說出:「你又曾是我的校友,校友質詢以前的校長不太好吧!」絲毫忘了自己現在是政府官員,接受議員監督本是體制規範,竟然意圖以「校長」的空名,逃避質詢。除了妄自尊大之外,更是損傷了教育工作者的價值。
吳先生即便在林議員求學時擔任校長,然而站在市議會裡備詢,便是接受監督的官員,無可逃脫。莫說曾為校長與學生,即便是父子、父女,只要一入議事殿堂,便是官員與民代的關係,完全是民代質詢官員,何來校友質詢校長一說。
即令在古代的身分社會中,臣子在君王面前提起自己的尊長、師承,也必需直稱名諱,而不用私稱。
〈中庸〉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當吳先生已經身處在官員的位置上,就應該坦然承受自己的責任與規範。而不是想藉舊日的空名,希冀一時的僥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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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榆導演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的發言說:「希望我們的國家能被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看待。做為一個台灣人,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像我這樣中國情懷濃厚,政治立場與台獨殊異的人,聽到依然感動。
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塊土地,任何一群共同生活的人,任何擁有共同價值的一群人,本來就應該要能「被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看待」,不管他的選擇為何,認同為何,都受到尊重,受到保障。
臺灣很小,然而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不管黨派選擇是藍綠白橘黃土,國家認同是統是獨,價值追求是左是右,歷史記憶與語言屬於哪個族裔,對於「中國」抱持著怎樣的愛恨情仇。
我們本來就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附屬。
「中華人民共和國」若真以大國自許,以「中國」自榮,請務必再重新讀過何謂「近者悅,遠者來」,何謂「修文德以來遠人。」
今日沾沾自得的銳實力,絕非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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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些人認為Kolas Yotaka接任政府發言人,扮演政府與媒體、民眾溝通的橋梁,應該讓民眾易於掌握、理解他的名字,而不該強求民眾適應她的族名。

我們設想,今天接任行政院發言人的政治人物,如果姓名是極難的漢字。比如名為㸚、叕、㠭、㗊,又比如少見的複姓顓孫、澹臺、亓官、綦毋,我們會要求他為了溝通方便而更改姓名嗎?我們會請他改用更簡單、好讀的漢字來轉寫嗎?

冒犯他人的名姓、家族,乃至稱呼他人不得體,在華人傳統文化本就是失禮的事。為何面對不同政治立場的原住民,不少人就如此放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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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Kolas Yotaka在以漢字主流的社會中,要堅持以羅馬字標示自己的姓名,本來就是較為辛苦的事。對於她自己,乃至與她互動交流的人來說,難免會有所不便。

然而我們面對不同人的需求、尊嚴、身分認同,願意以更高的成本,去實踐平等與尊重,本就是文明與教養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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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閱報,在聯合報民意論壇讀到退休校長蔡田發表的「期許新教長…該讓不適任教師走了」。
 

該篇投書藉由新教長即將上任,主張教師法修法應該調整不適任教師的淘汰機制,所提出的觀點就是大家熟知的老生常談:認為處理不適任教師問題之所以曠日廢時,主因就在於「師師相護」。
 

於是這位退休校長提出來的解方,就跟校長團體、部分家長團體的主張一模一樣:「降低教評會中教師代表名額,或是將不適任教師處理單位,由學校教師會移至上一級教育主管機關來處理。」
 

首先,不適任教師的處理機制是「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也就是我們慣稱的「教評會」,而不是教師會。很難想像一個退休校長,連他自己擔任主席主持過的委員會到底為何,都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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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浴室的水龍頭老舊不靈光,請了水電師傅來處理,師傅三兩下動手處理完,一面和我閒話,一面遞過名片來。我看了師傅的姓氏,立即鞠躬禮稱:「解(ㄒㄧㄝˋ)師傅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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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正在收拾工具的他,很驚奇抬頭看我笑說:「咦?你會念耶!我遇到會念的,一隻手就數得出來!」我笑了一下:「我教國文的,而且我看過小當家。」那個山東特級麵點師,持著鋼棍的就是解師傅。不過,水電師傅顯然不知道我在說啥,逕自說「很多人都叫我解(ㄐㄧㄝˇ)師傅,時間久了。我都想ㄐㄧㄝˇ就ㄐㄧㄝˇ吧!我都等大家熟了才會加一句,『解』有一個破音讀作ㄒㄧㄝˋ,我自己習慣讀作ㄒㄧㄝˋ」我理解師傅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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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國文老師經常會在第一刻,遇到不知如何念出學生名字的困窘。我很喜歡的一個校友,我都暱稱她「公主老大」,名字中正好有個美麗的「珺」字。有回廣播喚她,我字正腔圓念出「ㄐㄩㄣˋ」來,不一會,她氣喘吁吁跑上來,竟然是要跟我更正讀音,叮囑我下次要記得讀成「ㄐㄩㄣ」。這對習慣注音打字的我來說,當下就陷入頭手分離的尷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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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名從主人,當事人命名時,用了某個喜歡的漢字字形,卻要讀成相近的另一個讀音,在台灣社會中其實還頗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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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逢颱風要不要停班停課,除了風雨動態、法規原則之外,本來就有首長與政府團隊的綜合判斷。考量市民生活樣態、交通吞吐容受、防災需求、產業影響.....等等。

當然,政治人物也自然會考慮選民好惡。說只依據專業考量,不考慮選舉、輿情反應,這就未免矯情了。

就算醫生醫療、教師教學、建築師設計,都不會只有純專業考量,也會考慮對象的需求與感受,因為我們都必然要處理人的問題。

處理人的問題,取捨就會極為複雜。雖複雜仍要斷然取捨,取捨就會有得失損益,決策會有偏差、誤差、落差,會引來政敵、監督者、媒體、民眾批評,這原本都是極為正常的事。

偏差、誤差、落差,就是修正、修正再修正。

但是長期以來,政治人物、媒體或者部分民眾對於決策效應的要求,都趨近於病態了。

以颱風停班停課來說,風雨強度連中央氣象局也難以完全預估。交通需求則跟連假、大節慶時一樣,交通單位也很難真的抓到精準。至於民眾能不能自主停班,主張災害避讓權,則根本就是勞動權力有沒有具體落實的問題。

但是,部分民眾、各種評論者往往苛求政治人物要神準,政治人物更有成為神的渴望,幾乎不容許有偏差、誤差、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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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全教總夥伴長期努力,賴揆拍板定案明年一月提高國小兼任及代理教師的授課鐘點費。

無論是組織的努力,或者政府的決策都值得鼓勵。一點微小的進步,無論成就在誰的手,都應該肯定。

我自己是藍色選民,但是不管哪一黨執政,只要能讓群體更好,我一定要大力按讚。支持他們往更好的地方前進;擺爛胡搞的不管是誰,只要傷害群體,也應該該大聲吹哨,用力抨擊。

結果這樣的政策一出,看到有些留言竟然是「製造在職和退休的對立」、「選舉買票騙票的計算,一切等騙到了,在(再)溯及既往剝奪更多」。讓人真的很搖頭。

這是要切割更多友好的勢力,還是要樹立更多敵人?

其實很多政策的推展都是科學的問題,

第一、政府的錢夠不夠做;
第二、代表你群體的選票或選票影響力夠不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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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年改新制上路,各方熱議再起。指責年改的聲浪不小,為年改辯護的也聲勢洶洶。支持改革的一種論述路數卻讓我看得很不慣,這種論述便是只計算身為受雇者的公教人員自己每月繳了多少,然後再認定退休公教在道理上只該領自繳的部分。卻渾然忘卻政府身為雇主每月要繳的部分,就是雇主責任!

受雇者領這部分是天公地道,不是占誰便宜,這是勞動權益的一部分。

論述時漏掉這部分是要脫卸政府的責任嗎?還是要順便鋪墊免掉企業主對民間勞工的責任?

再講一次,雇主應付的公保、勞保、退撫、勞退都是雇主的責任,受雇者本來就該領到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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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辯論場上,政策性命題要提出損益比,說明取捨後的效益。

在現實的世界中,任何具體的方案,本就是有得有失,很多時候要妥協,更有在權衡利弊後,不得不然的選擇。

而在選擇之後,往往還要隨時調節、修正。

然而我們的社會在討論公共議題時,從統獨、年金、課綱、核能、死刑,乃至小如一根吸管,許多討論者都一定要弄到只此一途,沒有其他可能,凡是稍有遲疑、討論,便是邪魔歪道的地步。

有些人不管是取捨或推論,都要說到百分之百,沒有商量,沒有例外。

這不是堅持價值,這是戰略愚蠢。

而在政策抉擇上,當然有價值的追求,也有倫理的限制。能在價值與倫理上說服大眾,取得更多支持,當然極為重要。

然而政策抉擇也有工具理性與政治實力的問題。有時候道理說過大了天去,卻拿不出正確的具體數字來,或者根本毫學理根據,則擺明只能在同溫層取暖。再加上如果現實實力就是輸人一大截,那也只能徒呼負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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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塑膠吸管,或者鼓勵環保餐具,我的疑慮不在於個人的使用習慣。擔憂的也不是即將實施的內用禁止,而是未來全面禁止使用。

對於和我生活型態類似的人,不用塑膠吸管,使用環保餐具,只是改變生活習慣。頂多是不便,頂多減損一下用吸管的爽度而已。

這種方便或者爽度,相對於環保理念來說,當然值得犧牲。

然而,有許多人的生活型態,卻不方便使用湯匙或環保餐具,比如建地的工人。除非業主特意提供,否則建地往往是不方便清洗之處,而且施作時不免煙塵瀰漫,因此一次性的餐具,用過即丟,會是最便利的選擇。

我們可以嘗試想像,在建地、工廠中,用吸管喝飲料比較方便?還是直接打開,以口就杯,或者用湯匙撈取比較可行?

許多勞動者的工作環境與條件下,要求改變生活習慣,會遠比我們身處辦公室的工作型態或家居生活困難得多。而他們面對改變,所要承受的成本,也往往比中產階級來得大。

再比如能好整以暇,小心清理環保吸管的人,多數是經濟無虞,生活機能正常的人。今天如果要照顧長照家人,心力交瘁的家庭,單是清洗一根吸管這種瑣務,就可能讓人爆炸。

這種設想很極端嗎?這種需求很少嗎?能不能為那些不方便的人,再多設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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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大運我國游泳代表隊遴選過程遭選手丁聖祐質疑,網路喧騰,甚至引來葉丙成教授評論。這兩日,我持續在看雙方的交鋒,心中原本未有定論。

世大運游泳總教練李澄峯所說的標準,或許有其考量。但是對於選手而言,也的確有太多難以明確掌握的變數。然而這兩日討論下來,官方與泳協似乎也不曾打算嚴肅面對遭受質疑之處,研商出更可受檢視的模式。

結果,今日體育署的回應一出,則讓人大為光火。一是乾脆取消其他女選手的個人賽項目代表資格;二是研究是否破格徵召丁聖祐。

這個舉措一出,完全沒有檢討遭人質疑的遴選模式,不曾提出更好的調整方向。只是用這樣的動作將丁聖祐打成要糖吃的小孩,然後再把她推向害別人不能參賽的白目。

這不叫解決事情,這叫「創空(tshòng- kháng)」,無非就是鬥爭手法而已。為了鬥一個不聽話放炮的選手,乾脆把其他選手一起拉下去當賭注。

官方與協會覺得這樣會賭贏嗎?本來心裡還在看雙方交鋒結果,如今這動作一出來,是非就很明白了。

官方和泳協可能有自己的小圈圈玩法,覺得可以這樣玩下去,但是在這種網路時代,可能就是把自己也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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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在基隆街頭,苦尋一顆南部粽、一塊碗粿而不可得,心思浮動難過,心急火燎騎車到台北去,只為在王記府城肉粽坐下來,喝一碗菜頭虱目魚丸湯,啃上兩顆肉粽。

我曾經因為農曆三月十一日回不了學甲,換了幾班車,跪在大龍峒保安宮保生大帝的神案前,喃喃祈禱。只因為基隆市區是漳州移民的老城市,沒有大道公廟,難以稍解我的思鄉之情。

曾經,我在基隆城隍日巡的隊伍中看到七股唐明殿城隍的神轎,樂得跟拍許久,只因為七股和學甲同屬於北門區。

曾經,我在火車站、轉運站看到新營、鹽水、麻豆、佳里的地名感到興奮,因為再過去一點點就是學甲。

我見到李姓、高姓、柯姓的孩子,總是特別憐愛,因為那隱隱然似乎讓我感受了血脈與姓氏的連結。看到謝姓、陳姓、周姓則倍感親切,因為在原鄉,那就是相鄰的聚落。再遠一點則有莊姓、楊姓、邱姓、劉姓......。

我當了二十餘年的異鄉遊子。即使只是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不同城鎮裡,我都會為原鄉的一切感到激動。

我讀師大,有機會認識許多來自東南亞的僑生,無法在年節時返鄉,買不起機票,甚至為了學費要休學打工,復了學再休學打工,每回休學就是為了下一次可以復學,用兩倍、三倍的時間讀完學位。有很多次,看到寒暑假快搬空了的宿舍,寥寥的人影在走廊上徘徊,迴盪著響亮的廣東話,或者獨特的馬來腔福建話。

我是本地人,卻每回都為那樣的背影感到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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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臺灣大眾對於非營利事業的思考,往往陷入一種極度的潔癖,將所有的公益行動,都以個人無償的善行做為衡量基準。然這根本是謬誤的想像。

很多公益行動,完全不能只靠個人的善行無償完成,而是需要一套完整的機制來推動、調度、運作。個人的善行是一個發端、一股強烈的動力。然而個人的善行要真正產生力量,卻必須仰賴一整套專業、精確、冷靜的機制,也須要一個相互協作的平台。

以血液捐助而言,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這個平台,各醫院獨力處理,對需要各種血液的醫療現場來說,情況會更好,還是變差?如果沒有這個平台,各醫療單位如果要協力運作如何進行?這個平台,如果交給政府運作,我們的負擔會變輕還是變重?

這個平台、機制如果要存在,那每個運作環節都必然有收支,許多人力都需要財力支持。根本不可能單靠著善行、善念,帶動所有的運作。

每個環節都要無償,那無常可能會來得快很多。

原文: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1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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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工會擔任幹部,不時會遇到同行問我:加入工會有什麼好處?值得每年交1200元的會費。

全教總每年做的事很多,洋洋灑灑要列幾十頁也沒問題,但是我知道這不是同行想要的答案。全教總透過國會遊說努力達成的高中導師費調整、課稅配套措施,有些同行可能也覺得無感。

從復興航空公司突然解散,興航員工緊急要組工會的案例,或許可以思索教師工會的意義。

工會第一展現的意義是團結,因為身為受雇者,不管我們的雇主是政府或私校校方,當雙方有爭議時,我們個人能與雇主抗衡的武器很少,因此必須透過結社,讓其他的受雇者一同來支持。

因為一個人的聲音,雇主可以漠視,行政與司法的保障可能曠日廢時,受雇者甚至不熟悉可以防禦的工具。然而當多數的受雇者透過組織集體發聲,甚至集體行動時,就比較能形成雇主的壓力,也能對政府主管機關與民選首長形成較大的政治壓力。

以公校的環境來說,目前受雇者無論加不加入工會,待遇、權益都一樣,所以有不少同行也認為無須加入。然而少一個人加入,自然也就少一份團結的力量。當團結的力量不足時,民選首長、主管機關與雇主代表自然不會感受壓力。

第二項意義也就是團體協商,組織可以代表成員與雇主針對勞動條件,展開協商。這不是等危機出現了,才倉促組成的自救會可以比擬。

以教師工作來說。工會組織要展現協商的力量,除了法定的功能之外,平日便要透過組織運作,與主管機關、民意機關、民選首長、家長團體甚至政黨、社區組織持續對話、遊說,爭取支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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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博雅在蘋果的論壇發表〈當你心中只有校譽〉,評論中山女中校方與校友對《戀我癖EGO-HOLIC》MV的反彈,是「讓社會大眾看到了校園霸凌」,甚至說「納稅人投入大筆稅金養大的公立明星高中,竟然內建只想到自己的玻璃心?」

我覺得苗博雅如此評論真的已經推論太過了,「校譽、榮譽感」的文化不是只有明星高中有,而是一旦有我群與他群的分別,群體成員多半會油然而生,這種與他群的分別,對群體共同榮譽的維護,當然有利有弊,但推論到中山女中的護校,是心中只有校譽,而「不願正視校園霸凌可能存在於任何學校的事實」,則未免推論太過。

任何正常的教育工作者,自然會敏感地察覺在任何群體都可能存在霸凌,霸凌以肢體、言語,乃至更幽微的眼光、關係、文化存在,身為教育工作者自然感受極深。我想中山女高的校友、學生與教育夥伴,也自然會有所體悟。因為這本就是我們每日生活的環境,每日要面對的課題。

但是,這並不能否定人對於所屬群體、制服、榮譽的真切感情。一味認為這只是虛名、廉價的驕傲、膜拜私有的神主牌、玻璃心甚至鴕鳥心態,則未免太過牽強了。

白衣黑裙曾經是舊日台灣高中、國中女生制服的鮮明符號,然而當日式水手服、西洋式格子裙、連身裙早已蔚為主流的今日,白衣黑裙的選擇,就與今日的高中校園連結性不強了,所以白衣黑裙在今日根本無法成為一個泛指的符號,而可能變成很直接的專指。

誠然,創作者可以設定一專屬的情境敘事,然而在這支MV中,除了中山女中、北一女中的校服之外,並沒有完整、細緻的敘事鋪墊,讓閱聽者理解設定在中山女中的原因,進而對於劇中人物、情境能夠同情、同理。

相反的,中山女中的制服,在這支MV裡只是很廉價的符號,就是是遮蓋在純潔制服下的霸凌者。那麼,中山女高的校友、師生為何要承受這種廉價的消費呢?

面對廉價的消費,還不能喊痛,焉有是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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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依林單曲MV《戀我癖EGO-HOLIC》因影中人物,穿著中山女高制服,引來諸多中山校友、學生、家長教師的反彈,而網路上許多評論者又反指這些護校的舉動,乃是霸凌,或者批評反應過激、不願正視MV文本的意涵,解讀偏差,過度連結,小題大作等等,一時議論洶洶。

創作者的確有其表達自由,然而既然選擇了這樣的手法、材料,自然要承受各種閱聽者的反應。有評論者要護衛、支持創作者,或要提出不同觀點,也可各自從其是非,無所不可。然而,許多針對護校心切的教師、校友譏評謾罵,則未免無聊。

每個人的身分本就交疊複雜,不同的身分,也有不同的視角與發聲位置。今天我純為一個局外人,單純是文學教師時,自然可以心平氣和,對於MV細加分析,評斷其手法優劣。

然而我一旦與所屬的群體連結時,面對令人不喜的畫面,難道不能有絲毫敏感、切感、痛感、惡感嗎?當我真確感到受傷、受辱、憤怒之時,因何不能釐清脈絡後,表達自我感受?

今日之事,若發生在安中,我身為國文教師、辯論社指導老師,自然有專業評論的空間,然而我若身為教師會理事長、新聞連絡人、身為一個對學校懷抱深情的安中人,豈能不表達我輩安中人在當下最真切的感情?

我表達感情,表達我感到受傷、受辱、憤怒的真切實感,並不表示我對於MV所傳達的意念缺乏省察與反思,純粹是我覺得這樣的手法有所不宜。

對於他人當下真切之感缺乏理解與體貼,那麼對於社會現象、對於文本的分析,分析得再好,也顯得很冷血。

當然冷血也是個人自由,無非你不體貼人,人也不體貼你,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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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洪蘭對公共議題的論述,會發現她的目的常是要宣揚自己「勸世」的觀點,所以儘管立足於她所專長的腦神經科學,但是推論往往簡化,甚至荒謬。

 

以〈耐心等醜小鴨變天鵝〉為例,主張男女大腦發展情況不同,男女分校才能安排課表安排和教法,廖玉蕙老師已經有力指出謬誤,指出洪蘭「她沒有從『課程修正』上提供意見。却利索地一刀切下去,主張乾脆回歸男女分校,以絕後患。」而事實上「如果以目前教科書統一方式,分校也是無解。所以,前後的論證完全不相干。照說發展年齡不同,或性向不同應該從教材來思考,跟分校毫無關係。」

 

如果洪蘭的論述真有其理據,那麼恐怕我們要做的是提供男版課綱、和女版課綱,而不是主張男女分校而已。然而,大腦的發展,又豈是男女差異而已,個人的基因、族群背景、處境、文化刺激、教養方式都可能造成差距,如果準此推論,豈不是要種族分校、階級分校、城鄉分校、能力分校才是合理。何其荒謬的推論!

 

洪蘭認為「單一性別的學校中,學生可以在教室中,自由的做自己而不必特意表現給異性看。」然而,人只要生存於社群之中,何處不隱含著表演?在單一性別的環境中,不同於主流氣質與價值取向的個體,豈不更容易受到壓抑,乃至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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