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領到輕度殘障手冊，在更早之前，我就因為痼疾而不適合久站。有時為了有個位置好坐，我會寧願多等幾班客運或火車。等到有個寬鬆的位置，才安心上車。
有一回，我坐在台北的公車上，半途巧遇大學老師，和老師聊張愛玲小說，聊韓非子，暢談許久，直到老師在師大校門口前下車。我才懊惱，自己全然忘記起身，讓座給老師。站在一旁的學弟，拍拍我的肩膀說：「老師知道你的情況，不會怪你的。」
那時候的我，如果上車時，只剩博愛座空著，我會倔強撐持，一路站著，直到下車。我不太願意讓自己看起來不同，不太想招惹來疑惑、質疑的眼光。如果兩腳疲累到不行，非得坐下時，心裡總是不斷糾結，虛乏地坐到終點。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占了那個位子，真的有點過意不去。
這幾年網路不時熱議起博愛座的議題，人人有了智慧型手機，習慣隨手打卡、拍照、上傳、爆料。當「正義」變得很快捷，譴責、批判似乎不太需要費力時，於是「正義魔人」一一冒出，對著不合意的人，不喜歡的行為猛力劈打。在按讚中，不必等到未來，當下，每個人就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
看來年輕、健全的人坐到博愛座上，常遭受不分青紅皂白的撻伐；有時坐在一般座位上的人，沒有及時讓座，或是沒有起身，也會遭來斥罵與攻擊。處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裡，我決定開始理直氣壯坐到博愛座上。
坐上博愛座，不是因為我的皮夾裡有一張殘障證明，而是親身實踐一種更好的方法。
於是我不但自己坐上博愛座，如果學生、家人陪在身邊，我會拉他們一起坐下，等到真正需要座位的人上車時，再起身讓座。
有空位就入座，見到有需要的人才讓座，車內的動線才能順適，人也不必被無謂的觀念苛求。多數坐在博愛座上的人，在那個當下裡，都有他個人的需求。或許外表上無從看出，但是他本來就無須向任何人交代。
她可能正在尚不能公開宣告，看來身形不顯著的孕期裡；她可能正逢生理期，痛到無法站立；他可能剛在學校球場裡，扭傷了腳；他可能在櫃檯前，一站就是八、九小時；他可能有別人無法一眼看出的大疾小患。
而坐在一般座位上的人，他可能只是坐在座位上好好養神、發呆，做點自己的事，或者就是想要自己坐。
任何一個人都不需要要向他人宣告自己的不便與需求，也不需要在旁人灼灼的眼光下，被逼著去行善。
行善，本就無須受到逼迫，受到逼迫的行為，看起來再美好，也毫無「善」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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