鯤化為鵬‧鱟浮成島

再說一次：「每一個來到臺灣的移工，都是因為臺灣社會需要他們。」
 

他們和絕大多數的台灣國民一樣，都是受雇者。疼惜他們，就是疼惜自己。
 

他們也是人子、人女、人妻、人夫、人父、人母，給他們一個喘息、聚會、會友、歡慶、信仰的空間，天公地道。他們選在台北火車站，正是因為他們多數難得有一天、半天的假，交通工具有限，經濟能力有限，在異國的土地上，能最容易到達的地方就是車站。

我寧願自己忍受不便，也要給穆斯林朋友這樣的公共空間。就像
我寧願自己忍受不便，也要給不同意見者這樣的公共空間。

晚餐後，隨手按著遙控器，轉到「公視暗時新聞」，正播報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與美國前總統奎爾會面的消息，發現公視主播以閩南語播報「洪秀柱」時，讀「柱」為「chū 」，才想起一般讀人名時，多半用讀音，如此「柱」的確當讀成「chū 」。不過，華人社會有「名從主人」的習慣，洪委員自稱是「阿柱仔」(a-thiāu-á)，所以一般還是念成洪秀柱(Âng siù-thiāu)為宜。

如果單從發音來說，我想洪委員之所以自稱thiāu，一方面是thiāu比chū 更貼近生活，顯得親切。另一方面thiāu的響度比chū來得大，發音也比較容易一些。老一輩人為子女取名時，有時常指日常生活用物為名，舊日許多女子名常沒有今日那麼秀氣， 自然也沒那麼拗口。

每一個來到臺灣的移工，都是因為臺灣社會需要他們。
 

大家試想，今天如果數萬的歐美人士聚集於台北火車站，慶祝他們西洋人的耶誕節。大家會覺得恐懼嗎？如果答案是不會，為何對穆斯林的開齋節，會覺得排斥呢？
 

數萬穆斯林，能在華人居多數的土地上，歡度開齋節，不正是我們社會開闊、文明的象徵嗎？何況，台灣早已是他們生活的土地，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過自己的節，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嗎?

週四，帶著學生走一趟老基隆行腳，避開熙熙攘攘的基隆街頭，一逕往大沙灣、雞籠灣、和平島走去。

在休息的空檔，學生說：「我一直以為基隆是個沒甚麼古蹟的地方。」我停頓半晌，才說：「其實基隆到處都是古蹟。其實一直都在，只是多數都默默地傾頹、崩塌，最後消失。」我踩在松浦社宅的走廊上，望著窗外，說：「還記得前一陣子，我貼在臉書上的李宅嗎？.....」有一兩個人點點頭，我開始簡述起李宅的歷史。

望著老宅的棟札，我說：「這是日本人建屋時的祈福儀式，也可以看到日本人對手藝人的尊重。其實漢人的古老傳統裡，也是非常尊重手藝人的。」我一面介紹古代匠師在屋舍、作品上刻鏤姓名、時日。然後想起自己的父親，一生版築為業，雖然只讀完小學，卻總是受客戶、後輩尊稱為「火師」。

我是一個懶惰鬼，對於正式的文書資料，通常都是概覽重點而已，很少用心爬梳細節。所以對於近來高中課程綱要的爭議，大體也都隨著媒體報導，觀察後勢而已。

而就我的觀察，歷年國文課綱的調整，對於教學現場，從未發生真正有效的振盪。國文教育如果要改變，恐怕還是得由教師群體自發而來。所以爭議發生以來，我都不曾真正把新舊版本的課程綱要找出來，仔細比較。

今晚正好看到網友分享景美女中黃靖茹同學所寫的〈反課綱微調：對於國文科教育的想像〉，文辭懇切，令我十分動容。她說：「編寫課綱時給予學生及教師充分的自由與自主，讓彼此在史實的基礎上透過自由的思考建立自己的價值觀、與土地的連結」這些言語，出自學生的期待，當然特別令教學者在意。

她更提出對國文教育的期待：「不是每一位學生在經過十二年的中小學教育後都會成為文字工作者，但每一位⋯⋯都將成為讀者，透過文字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地認識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認識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這樣的觀點，我也相當贊成。

民國成立至今一百零四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迄今也達百年。華人社會在政治、組織、社團中開會已是常態，但是許多領導者與會眾，卻仍然不習慣開會、討論、表決，而往往一聽到異議，就迴避、和稀泥、摸頭、壓制，甚至動怒。

為什麼呢？因為不耐煩討論，喜歡便宜行事，不習慣說服，又怕傷和氣。

討論與說服都是耗費時間、精力的事，許多人又往往堅持唯一方案，而無法接受妥協。其實在許多衝突與妥協中，彼此的價值才會逼出來，讓多造不得不對話。什麼可以讓，甚麼不能讓，一次又一次說清楚。說服人很累，可能不經多次無法成功；權力壓制很有效，但是一旦權力者失勢、離開位置，他說的就什麼都不是了，只是Nobody。

衝突可能會受傷，但是傷得明明白白。迴避、和稀泥、摸頭、壓制，還是有傷，卻是暗傷、化膿，終至不可收拾。

所有的古文詞，不是華語的專利，應該大聲講出喙，毋免驚東驚西，過去台語所無的新名詞，就對日語提過來用，這碼咱講台語的人，大膽創作新的詞來用，抑是借華語、英語、日語的詞，也無嘛會當直接用古文的詞，攏是真好勢。

在近一波課程綱要的爭論中，國文課程是較為次要的戰場。由於大家專注的焦點，都在黨國意識形態是否藉此復辟的問題，因而不斷爭論為何課本中放了什麼？又為何不放什麼？推論到最後，或隱或顯地結論就是：國家或政權不想讓你知道這些。

說得擲地有聲，但是恐怕與中小學的教學現場太遙遠。

因為身處現代教學現場中，絕大多數教師，一拿到教材，考慮的絕對不是要不要讓學生知道某些事、某些文章或某些作家。而是這一課怎麼教？有哪些要補充，可以安排甚麼教學活動，以及最現實的問題：那些會考？

教師有沒有自我的意識形態？有沒有想要在課堂中實踐的理想？都有，但是往往教學現場的限制，就能把原本充滿熱血的教師，折騰得人仰馬翻。

在這幾年的高中國文課程綱要中，雖然大家常爭論文言與白話比例的問題，但是綱要裡卻從未限制應該選擇那些現代作家、那些作品，但是如果用心翻閱，你會發現選擇的作家、作品，來來去去就是那些。

不是因為思想審查，而是因為教學限制。

首先是教師群體的審美傾向。

誠然，長期以來的台灣語文教育，的確限制了編選教材與教學者的審美愛與與主題傾向。比如說，我到近兩年才驚覺自己閱讀古文時，徹底被唐宋八大家的古文筆法養壞了胃口，因此讀明清散文時，即便是唐宋派與桐城派的名篇，總會不自覺地皺起眉頭，覺得寫得不好。

午後三點的安一路上，陽光依然刺眼。路邊有人穿著一襲芒果色的體育服，金黃燦爛，正是安中童軍社的大男孩。兩手正扶著拾荒老人的腳踏車台，讓手腳遲緩的歐里桑沒有後顧之憂，逐一固定後座的回收紙箱。老人離去後，大男孩又回到公車站牌前默默等車。

疼惜眼前的每個人，這是我心中安中人最可愛的圖像。

如果安中人的制服與背包，有一點可堪驕傲之處，是因為我們純樸、憨厚、念舊、認分，真誠相待，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至於那些起起落落的榜單、入學門檻只是一夕雲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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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說結論：
一、
教師不是基本公務員，
教師不是基本公務員，
教師不是基本公務員，
教師不是基本公務員，

每回在媒體上看到新聞人物過世的報導或者訃告，不免會引來許多人議論記者或商家誤用「得年」、「享年」、「享壽」、「享嵩壽」。其中實有值得細論之處。

如果翻檢古今文獻，會發現文人常會隨著行文所需，抽換詞彙，字詞之間未必有何不可逾越的界線。如曹雪芹《紅樓夢》第一百一十回：「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又如戴名世〈鄭允惠墓志銘〉：「君生於明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清康熙丁亥六月初四日，得年六十有六。」其中「享年」、「得年」等用法，都與平日國文課程所教不同。

或許受考試之限，國文課程一直極為強調正訛辨別，為了確立單一的答案，總是刻意排除文本中本來紛然並存的複雜現象。

迷路，是一件很小的事。
 

但是在車站左右奔走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很慌張。
 

天色暗下來，我有些疲憊，腳步很不順暢。
 

週日的車站人很多，蹣跚的腳步，讓我擋住很多人的路。加快腳步，一不小心就跌倒，擋住了動線，心裡覺得很抱歉。

早上九點到電腦教室集合，開始推敲論點，直到下午五點才散去，匆匆用了晚餐後，又趕到舍下繼續討論。

大夥明明都累了，卻仍然圍著餐桌，繼續反覆論辯，仔細斟酌每個句子的意涵。即使早就累到打起瞌睡來了，仍然要撐著，半醒半夢和大家討論。要我一趕再趕，才不好意思地坐下，或斜歪在椅子上，或趴在餐桌上小憩。沒多久又趕忙醒來，繼續討論。

讀大一的學長，趕在考試閉關前，還要趕來陪你們一晚。遠在花蓮讀書的第五、六屆社長，結束奔走如車馬的期末，好不容易收拾好行李回基隆，一下火車，回家丟了行李，就趕忙跑來，就算陪陪大家半小時也好。第七屆社長，在繁忙的行程中，也不忘上網留言，為大家打氣。

什麼號作『酸民』，往過老一沿的講：「講歸畚箕，做一湯匙。」，是咧刮洗彼一寡仔生喙就是欲講人，看著空課毋振動的人。

誠濟人話若是一出喙，就是正刮倒削，有喙講別人，無喙講家己。別人一點失腳差，未輸天大地大，若親像去踏破伊兜的金斗甕仔咧，欲拍欲揤。那是家己失誤，就講只是無張弛，實在是不得已，才來姑不而終。

現此時有一寡靠噴喙瀾，練痟話，佇電視頂面鄙相人，通領通告費的人，連鞭講焉爾，連鞭又講焉爾，專門看風使帆，乎真濟目睭糊到蜊仔肉的觀眾，當作是正義之聲，咱勉強當作是看戲，反正演戲的結悾結痟，看戲的就結呆結戇。伊當作咱是悾歁的，咱嘛是當作伊諞仙仔王祿仔爾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