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從讀大學以來，因為沉浸在中國哲學的領域中，讀書所及，使我一直非常尊敬謝大寧先生，我有幾位朋友，甚至稱「先生」而不名，可見其景仰。我的業師莊耀郎先生本身就是王弼哲學的專家，然而我對王弼的理解，卻主要受到謝大寧先生的影響。因此，當年謝先生未能進到師大國文系任教時，我內心非常扼腕。
然而在這一波爭議當中，看到謝大寧先生幾度對反課綱聲浪的回應，僅能不斷依循著當前的國家機器，去討論課綱與憲法的關係，讓我不勝唏噓。這種亟欲以蓋棺論定的立場主導歷史教育的思考，完全背離當前教育的反省與發展。
以我個人而言，我的父系、母系家族雖然同是本省人，但對日本時代的評價並不相同。我自己對於那段歷史中的日本人，則並無好感。然而，當我走上講台時，如果講到相關的議題時，我則必須盡力提供足夠的資料，去引領學生討論，而非橫下斷語。一國國民教育的課綱，當也要極盡全力提供師生無限制、無特定立場的探索空間，方屬合理。
如果開放、自由、無邊際的探索，會使學生跨越我自己所屬的意識形態，我雖有屬於自己的寂寞，卻有來自教育的狂喜。
今日如果謝大寧先生在個人開設的書院、講堂開講，如明朝儒者講學，綜論古今，月旦人物，以自身深厚學養評判台灣歷史，向大眾傳道，即便所講述者在台灣社會中未必是主流，仍可令人擊節讚嘆。但是在國民教育的課程綱要中，則必須避免說死、寫死的斷語。
牟宗三先生歷來對清儒迭有批判，然而謝先生如今在課綱中的作為，則每每讓我想起顧炎武寫作《唐韻正》時，那顆隱藏於書頁後，與龐大歷史現實相撞擊的心靈。如果謝先生將來思及「歷史的謝大寧」與「玄學的謝大寧」時，不知會不會也有相同的切感。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