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領到輕度殘障手冊,在更早之前,我就因為痼疾而不適合久站。有時為了有個位置好坐,我會寧願多等幾班客運或火車。等到有個寬鬆的位置,才安心上車。

有一回,我坐在台北的公車上,半途巧遇大學老師,和老師聊張愛玲小說,聊韓非子,暢談許久,直到老師在師大校門口前下車。我才懊惱,自己全然忘記起身,讓座給老師。站在一旁的學弟,拍拍我的肩膀說:「老師知道你的情況,不會怪你的。」

那時候的我,如果上車時,只剩博愛座空著,我會倔強撐持,一路站著,直到下車。我不太願意讓自己看起來不同,不太想招惹來疑惑、質疑的眼光。如果兩腳疲累到不行,非得坐下時,心裡總是不斷糾結,虛乏地坐到終點。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占了那個位子,真的有點過意不去。

這幾年網路不時熱議起博愛座的議題,人人有了智慧型手機,習慣隨手打卡、拍照、上傳、爆料。當「正義」變得很快捷,譴責、批判似乎不太需要費力時,於是「正義魔人」一一冒出,對著不合意的人,不喜歡的行為猛力劈打。在按讚中,不必等到未來,當下,每個人就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

看來年輕、健全的人坐到博愛座上,常遭受不分青紅皂白的撻伐;有時坐在一般座位上的人,沒有及時讓座,或是沒有起身,也會遭來斥罵與攻擊。處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裡,我決定開始理直氣壯坐到博愛座上。

坐上博愛座,不是因為我的皮夾裡有一張殘障證明,而是親身實踐一種更好的方法。

於是我不但自己坐上博愛座,如果學生、家人陪在身邊,我會拉他們一起坐下,等到真正需要座位的人上車時,再起身讓座。

有空位就入座,見到有需要的人才讓座,車內的動線才能順適,人也不必被無謂的觀念苛求。多數坐在博愛座上的人,在那個當下裡,都有他個人的需求。或許外表上無從看出,但是他本來就無須向任何人交代。

她可能正在尚不能公開宣告,看來身形不顯著的孕期裡;她可能正逢生理期,痛到無法站立;他可能剛在學校球場裡,扭傷了腳;他可能在櫃檯前,一站就是八、九小時;他可能有別人無法一眼看出的大疾小患。

而坐在一般座位上的人,他可能只是坐在座位上好好養神、發呆,做點自己的事,或者就是想要自己坐。

任何一個人都不需要要向他人宣告自己的不便與需求,也不需要在旁人灼灼的眼光下,被逼著去行善。

行善,本就無須受到逼迫,受到逼迫的行為,看起來再美好,也毫無「善」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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