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大學以來,因為沉浸在中國哲學的領域中,讀書所及,使我一直非常尊敬謝大寧先生,我有幾位朋友,甚至稱「先生」而不名,可見其景仰。我的業師莊耀郎先生本身就是王弼哲學的專家,然而我對王弼的理解,卻主要受到謝大寧先生的影響。因此,當年謝先生未能進到師大國文系任教時,我內心非常扼腕。

 

然而在這一波爭議當中,看到謝大寧先生幾度對反課綱聲浪的回應,僅能不斷依循著當前的國家機器,去討論課綱與憲法的關係,讓我不勝唏噓。這種亟欲以蓋棺論定的立場主導歷史教育的思考,完全背離當前教育的反省與發展。

 

以我個人而言,我的父系、母系家族雖然同是本省人,但對日本時代的評價並不相同。我自己對於那段歷史中的日本人,則並無好感。然而,當我走上講台時,如果講到相關的議題時,我則必須盡力提供足夠的資料,去引領學生討論,而非橫下斷語。一國國民教育的課綱,當也要極盡全力提供師生無限制、無特定立場的探索空間,方屬合理。

 

如果開放、自由、無邊際的探索,會使學生跨越我自己所屬的意識形態,我雖有屬於自己的寂寞,卻有來自教育的狂喜。

 

今日如果謝大寧先生在個人開設的書院、講堂開講,如明朝儒者講學,綜論古今,月旦人物,以自身深厚學養評判台灣歷史,向大眾傳道,即便所講述者在台灣社會中未必是主流,仍可令人擊節讚嘆。但是在國民教育的課程綱要中,則必須避免說死、寫死的斷語。

 

牟宗三先生歷來對清儒迭有批判,然而謝先生如今在課綱中的作為,則每每讓我想起顧炎武寫作《唐韻正》時,那顆隱藏於書頁後,與龐大歷史現實相撞擊的心靈。如果謝先生將來思及「歷史的謝大寧」與「玄學的謝大寧」時,不知會不會也有相同的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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鯤化為鵬‧鱟浮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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