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參與各項會議與交流,或者走到各校去分享,我常可以感受許多教育夥伴內心懷抱著殷切的使命感,總是努力要為學生從外打理到內。我常笑說我輩國文老師除了傳授語文,文學、美學等涵養外,總還想要努力去教養學生的價值理想、道德、倫理、規矩、人際分寸......。說穿了,各科老師也多是如此,真正如禪門所說的「老婆心切」。

 

自覺要承擔的使命重,心中懷抱的憂慮也多,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結構撞擊時,又哪裡能不感憂傷?每次看到教育夥伴們憤恨撻伐,或者叨叨絮念種種校園現象時,總能隱隱約約看到心中巨細不同的傷痕。

 

而龐大的結構,以每個學生的言行心態為通口,展露出來時,往往就會變成教學現場中巨大的壓力。此時教師們面對學生的言行挑戰時,感受到的就不只是個人間的衝突,而是人與整體環境,整個社會結構的猛烈互撞,如何能不受傷,如何能不頹唐。

 

儒家性格濃厚的社會,很容易將言行表現追溯於「個人」的教養、習慣、心性,所以同處在原有秩序裡的人,就會在規範的界限上,不斷拉鋸。認為界線劃定了,嚴格執行了,問題就能解決。

 

這種看法,在結構相對單純的社會裡,的確簡明易行,可以看到直接的成效。

 

但是當社會的結構已經劇變,傳統的秩序運轉只成為想像,所有事情都「回不去了」時,或許我們該省思許多「個人」的言行,不再只是習慣與心性的優劣,而是整體社會變化的縮影時,持續在原有規範上拉鋸,是不是只是讓彼此傷痕累累,而又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以許多學校爭議的手機管理一事來說,管理者往往將手機單純視為通訊工具,因此極力想要透過更嚴格的規範,管制好「個人」的「使用習慣」。

 

然而對現代的學生來說,手機幾乎就是絕大部分人際關係的閥口,撇開手機,他可能就與人際連結割離。而許多人的工作、消費、生活、娛樂機能幾乎都倚賴手機完成。舉例而言,需要團體互動才能完成的事務中,不使用LINE與FB的人,往往都會漏接群體訊息。而在私人互動中,遠離社群與通訊軟體的人,可能也較容易被隔離在群體之外。

 

這樣的人際生態,老實說極其「暴力」,需要我們深刻反省。然而這個結構卻真切存在,不能不去面對。何況這個結構還以龐大的商業機制,不斷深入我們的生活之中。意即當我們思索到手機不只是通訊工具,而是具體的人際與生活平台,背後又是龐大的商業機制時,管理模式應該要有所不同。

 

思考一下,當國軍也開放士兵可以使用沒有照相功能的手機時,意味著甚麼?

 

當原有的秩序受到挑戰,學生的行為舉止不再只是個人品性的優劣時,我們要思索的,可能是在實際的結構中,尋求因勢利導的作法。

 

而對於教學現場的期待,高懸良善境界,然後戮力鞭策,或許已經事倍功半。正視學生的起始基礎,理解現有的面貌,期待成長的可能,或許是較可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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