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近日有「語言癌」的專題報導，雖刊了全版，初讀時就覺得並不深入，所詢問的余光中、張曉風，雖是方家，只恐對於現今的語言傳播生態，較為隔閡，開出來的藥方，也只是發抒一下對當今國文課程的感慨而已，並不能真正濟事。
多上一節國文，或者考相關類型的考題，想治療所謂「語言癌」效用甚微。語言長養在具體的生活之中，如果課程與考試，終究仍與個人的生命疏離、乃至脫節，又能起什麼作用呢？那些語彙，自然就只是「另一群人」的語言而已。
多數學生面對國文課，感到疏離，覺得無非是考試的內容而已，其實與節數多寡無關，也與選文比例無涉。教學者必須反覆思索文本與具體生命的連結是什麼？而進入當代的生活中，那些文本的意義又是什麼呢？真實的意義無從生長時，只談學習語言的形式，很難談效果。
舉例來說，我直到二十來歲時，都無法喜歡張愛玲，即使我明知道那是好作品。我寫字行文，自然不會吐出張腔張調。而那些我喜歡的作家，即令來自我所陌生的中國北方，或者千百年外，他們的聲調，總會在我的文字中浮出。
我有幾個熟習日本文化的朋友，他們寫出來的中文，即使文法準確，也全然不用日式詞彙，讀來都會覺得那不是本鄉本土的語言。
報端所說的「語言癌」，主要是動詞弱化，進而衍生冗贅句型。然而中文本就不是文法強固的語言。古人造句時所講的「句法」，主要取決於鍛句、鍊句時的語感，乃是審美的選擇，而非文法對錯。當許多人自然說出「正在進行一個○○的動作時」，不是因為文法的判斷，而只是句型的模仿與習慣而已。
如果，真要從國文課下手，那麼當務之急恐怕不是加課與考試，而是如何讓文本真正在學生的生命中復活、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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