鯤化為鵬‧鱟浮成島

整個華人圈中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不斷對傳統提出質疑，從康有為、譚嗣同等人開始，以至於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其實都是此種態勢的發展，而終至極端。然而，對於儒家的質疑，卻始終無以撼動華人文化中的病根，反而使儒家傳統中足以調適、對治、批判傳統與現代的部分毀壞。康有為乃至五四諸君，都誤將中國文化的問題視為本質性的問題，而忽略了若真為一本質性的問題，則華人傳統之綿延長久，就變成渾不可解的「偶然」，甚或「神秘」了。全盤西化的口號仍常常響在我們的耳畔。

華人傳統或儒家文化的問題，必須放入歷史的整體脈落，才能理解。整體儒家文化的原生土壤是在農業經濟與穩固家族基礎下，所產生以「禮」為核心的秩序，而這套秩序與強大的帝皇高壓結合後，就形成如鐵板式的權力結構。康雍乾時代便是這個結構最強、最極致也最終的後果。然而當乾隆時代的人口突破兩億，舊有社會的秩序與管理機制就難以維持，然而高壓帝皇統治的權力結構並沒有改變，而結合了朱子學所形成的國家文化意識形態也無法調適、轉化。因此極盛的「天朝」終至於要走向西方叩關、義和團等悲劇性的結果。

然而，這是儒家文化該承擔的責任嗎？本質化的文化思考，使孔子徒然當了百餘年的文化罪人，卻始終沒有解決華人社會的問題。因為舊有權力的結構沒有徹底打開，公共領域沒有建立，儒家並非沒有這樣對於權力、對於公共領域的思考，否則朱元璋就不必憤怒的將孟子牌位請出孔廟，並進而頒定孟子節本了。只是在舊有的體制下，使得這個面向無法徹底展開。不去正視這個問題，卻只將儒家文化掃入歷史的角落，使得原本的病根沒有解決，而文化本有的調節力量與批判力量卻徹底消失。

百餘年來這種思考，真是太多太多了，以為革除漢字，以為改成白話文，中國就會進步。以為移植民主與科學，中國就會尋到光明，以為告別傳統，我們就會找到現代。以為林林種種的各種主義將是中國的太陽。所以家父長形式的領導人或血緣、地域的思考模式一直在華人傳統出現，我們卻無法找出對治的論述。因為多數的政治或文化論述根本遠離這塊土地，根本不認識我們自己。都是以對象化的方式在切割分析自己。詭異卻又顯的理直氣壯。

儒家文化當然有其侷限，有其病灶。但就如同我一個台南人來到基隆必然會水土不服一樣。解決的模式，不該再是本質化的思考，以為割除某個部分，就能改變些什麼。要去面對儒家之所以為儒家，正如華人之所以為華人。華人之所以落後，是因為整體的歷史結構必須調整，公領域的國家、社會、學術體制必須建立，不是華人的文化本質就是低劣。我們可以學西方的體制卻必須在自己的土地生根，必須以自己的體質調適。可惜，無論我們進到多現代的生活當中，我們仍在自我否定，仍在心理上自我殖民。我的語氣很重，卻是字斟句酌地說出。

除了病態的權力結構之外，實在不能理解儒家文化需要承擔什麼罪名。因為這個結構並非是依據儒家的政治理論所形成，稍稍讀過清初思想家的論著就可以知道。而整體而自然形成我們生活世界，成為我們應對進退、人際互動的生活式儒學，固然有其庸俗庶民的一面，卻也無法全盤否定，否定了這部分，其實也否定了處於這個生活世界的所有角色、身分、視域。或許蒲院士是以西方人的角度來看華人吧！那和清末踏進中國的西方探險家其實沒有什麼不同。而在精神上具有批判、對治文化現象的儒家傳統，如果還要撤除，那就令人匪夷所思，瞠目以對了。

如果蒲院士批判的是與舊有專制權力結合的帝皇式儒家，挑戰那些病態的殘留。當然令人警醒，因為走了百餘年，我們在心靈上並未真正走出專制。如果院士所要批判的是整體的文化傳統，那麼蒲先生就有失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冷靜與精密了，因為，他連儒家是什麼都沒釐清而率爾操觚。不但不能解決什麼，而這種批判更隱含著撤除文化自身調節能力及否定自我所存生活世界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