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土文化詮釋權的拉扯中，常會出現台灣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論點，強調台灣文化、文學甚至血緣都是混血的歷程，強調必須重視台灣文化是漢文化在場、日本文化在場、荷蘭文化在場、西班牙文化在場、原住民文化在場及世界諸多影響台灣的各種文化在場，形成的文化綜合體。然而是否如此論述就導向客觀與多元尊重，殊值討論。
文學當然不可免地與政治聯繫著，其實也暗示著我們文學乃至文化的詮釋脫離不了權力的糾葛。就比如談台灣文化或台灣文學時，即便承認台灣的漢文化在場、日本文化在場、荷蘭文化在場、西班牙文化在場、原住民文化在場及世界諸多影響台灣的各種文化在場，對台灣文學與文化都產生一定的影響。然而這種似乎客觀的論述其實就隱含著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力，而非中性無色的，因為這種陳述往往將指向漢文化未必是台灣文化的主脈。就如同有許多本土意識強烈的台灣閩南語語研究者，常常強調台語受各種文化的衝擊，衍生許多新詞彙，應獨立於原生的閩南語系。這些論述，往往脫離語言學的範疇，而隱藏了關於政治、文化定位的焦慮。而這些是不是事實的描述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這就涉及觀察的角度以及完整的論述結構為何。比如說，我一向以為台灣的漢文化發展脈落固然與中國大陸不同，卻始終籠罩在很強的漢文化(我習慣說中國文化)脈落之下。因此重視血緣和地緣連結等大陸文化格極強。這和把漢文化當成只是台灣文化所吸納之一部份的論述，便很大的差異，我認為台灣本身的大陸性格很強，而後者則常強調台灣是海洋文化。
其實，台灣面對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也不是無色透明中性的吸納，而是經過漢文化的文化背景篩濾了。戰後，西方思潮與各種主義在台灣本土的流行，其實都已經過漢文化的格義轉譯，當然，很多人也會說是經過本土化。以日本文化來說，台灣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很多因子進入台灣本土，然而所呈現的卻不是日本那樣強烈的儀式精神，武士道、櫻花般的精神除了少數人之外，是不在台灣庶民的生活扎根的。因為漢民族的文化特質庶民性、俗世性很強。日本文化的儀式性、高度純粹性與台灣本土常有扞格。像京都學派那種絕對無的哲學，雖然也出自禪宗，卻與台灣的禪宗氣息天差地別。比如談到一貫道，有些人會認為是中國儒釋道在本土的重生轉化。依其現今發展，當然有其所謂本土性格。然而如果由我來論，恐怕就必須由明末三教合一與清代幫會文化一路論下來，再談到如何在台灣扎根。各種文化在台灣融合、本土化後，趨向於台灣性，或可承認，但台灣性的具體內涵，更是人言言殊。就像佛教判教，人人都說自己是圓教，緣起性空未必就是共法。
對於多元文化的交融，一視同仁的強調，其實對於原有的文化生態未必是挖掘，而往往是重新建構，亦即走向重塑而非延襲。這其實就涉及台灣追索本體的過程中，面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中國」國族意識的排拒憎惡，乃至衍生對文化中國的焦慮與疑懼。然而所謂中國，作為國族意識形態當然可以說是國民黨帶來的。但如果剝下國族意識形態的外衣，台灣土地上的中國是從國民黨來台灣才開始嗎？台灣這塊土地爭回本土的詮釋權後，即便要爭中國文化的詮釋權，也是理直氣壯的！
但是將中國文化當成這塊土地的主要承襲，卻是違逆當前的台灣國族論述。因為台灣不是新加坡，台灣曾經被大陸政權統治過，而在1949以後又從大陸遷來大批外省籍民眾，以及連帶著曾經代表整個中國的國民政府，一起而來。而島嶼又離大陸太近，我們是強硬不得也軟弱不得。承認了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會引來很多論述上的混雜游移，令人不安。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兩岸關係，無論藍綠掌政都不得不要左右搖擺，那不是陳水扁個人的問題，也不是民進黨的錯。雖然，我還是覺得他們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好很多。但台灣國族的意識形態和大中國的意識形態一樣，都是一種限制，一種業力，不能苛求。
當然，我所言的也只是我所採取的 idel type，換了一個模式，就完全不是如此了。應該要有更多元的論述不斷爭鳴，所以我們要積極關心這塊土地，凝視眼前的當下，發出自己的觀點與聲音，多元撞擊。台灣文學的論述如果只有我們不贊成的獨派，和我們不贊成的統派，不就是因為我們其他的論述缺席了，未盡到自己的關懷，才會如此偏枯嗎？
當歷史、文化、政治、恩怨牽扯不斷。即便我可以心安理得說自己是中國人。卻沒有資格要求受過壓迫、殘殺等苦痛的人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因為「中國」的確重重傷害了這塊土地。
我們當然可已將中國概念分成好幾個層次來討論，但處在糾葛紛亂的權力場域之中，一時是說不清的。這「一時」又不知要持續多久。
其實，面對政治我常有很深沉的悲傷。我的中國文化立場，讓我很難投給泛綠一票。可是泛藍卻又如此不長進，衰朽腐化。那難道要投向對岸那個其實對不起中國文化的「中國」嗎？當然不，那不但違反我的中國文化立場，也不是我身為台灣人的情感可以接受的。我們真該問，為什麼沒有屬於我們台灣立場的統派論述！有健康的台灣統派，原本就多元激盪的獨派論述自然就會順中道而行，不會往極端走。那麼台灣無論統無論獨，才能健康。而不是如今無論統，無論獨都令人擔心。
文學當然不可免地與政治聯繫著，其實也暗示著我們文學乃至文化的詮釋脫離不了權力的糾葛。就比如談台灣文化或台灣文學時，即便承認台灣的漢文化在場、日本文化在場、荷蘭文化在場、西班牙文化在場、原住民文化在場及世界諸多影響台灣的各種文化在場，對台灣文學與文化都產生一定的影響。然而這種似乎客觀的論述其實就隱含著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力，而非中性無色的，因為這種陳述往往將指向漢文化未必是台灣文化的主脈。就如同有許多本土意識強烈的台灣閩南語語研究者，常常強調台語受各種文化的衝擊，衍生許多新詞彙，應獨立於原生的閩南語系。這些論述，往往脫離語言學的範疇，而隱藏了關於政治、文化定位的焦慮。而這些是不是事實的描述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這就涉及觀察的角度以及完整的論述結構為何。比如說，我一向以為台灣的漢文化發展脈落固然與中國大陸不同，卻始終籠罩在很強的漢文化(我習慣說中國文化)脈落之下。因此重視血緣和地緣連結等大陸文化格極強。這和把漢文化當成只是台灣文化所吸納之一部份的論述，便很大的差異，我認為台灣本身的大陸性格很強，而後者則常強調台灣是海洋文化。
其實，台灣面對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也不是無色透明中性的吸納，而是經過漢文化的文化背景篩濾了。戰後，西方思潮與各種主義在台灣本土的流行，其實都已經過漢文化的格義轉譯，當然，很多人也會說是經過本土化。以日本文化來說，台灣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很多因子進入台灣本土，然而所呈現的卻不是日本那樣強烈的儀式精神，武士道、櫻花般的精神除了少數人之外，是不在台灣庶民的生活扎根的。因為漢民族的文化特質庶民性、俗世性很強。日本文化的儀式性、高度純粹性與台灣本土常有扞格。像京都學派那種絕對無的哲學，雖然也出自禪宗，卻與台灣的禪宗氣息天差地別。比如談到一貫道，有些人會認為是中國儒釋道在本土的重生轉化。依其現今發展，當然有其所謂本土性格。然而如果由我來論，恐怕就必須由明末三教合一與清代幫會文化一路論下來，再談到如何在台灣扎根。各種文化在台灣融合、本土化後，趨向於台灣性，或可承認，但台灣性的具體內涵，更是人言言殊。就像佛教判教，人人都說自己是圓教，緣起性空未必就是共法。
對於多元文化的交融，一視同仁的強調，其實對於原有的文化生態未必是挖掘，而往往是重新建構，亦即走向重塑而非延襲。這其實就涉及台灣追索本體的過程中，面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中國」國族意識的排拒憎惡，乃至衍生對文化中國的焦慮與疑懼。然而所謂中國，作為國族意識形態當然可以說是國民黨帶來的。但如果剝下國族意識形態的外衣，台灣土地上的中國是從國民黨來台灣才開始嗎？台灣這塊土地爭回本土的詮釋權後，即便要爭中國文化的詮釋權，也是理直氣壯的！
但是將中國文化當成這塊土地的主要承襲，卻是違逆當前的台灣國族論述。因為台灣不是新加坡，台灣曾經被大陸政權統治過，而在1949以後又從大陸遷來大批外省籍民眾，以及連帶著曾經代表整個中國的國民政府，一起而來。而島嶼又離大陸太近，我們是強硬不得也軟弱不得。承認了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會引來很多論述上的混雜游移，令人不安。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兩岸關係，無論藍綠掌政都不得不要左右搖擺，那不是陳水扁個人的問題，也不是民進黨的錯。雖然，我還是覺得他們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好很多。但台灣國族的意識形態和大中國的意識形態一樣，都是一種限制，一種業力，不能苛求。
當然，我所言的也只是我所採取的 idel type，換了一個模式，就完全不是如此了。應該要有更多元的論述不斷爭鳴，所以我們要積極關心這塊土地，凝視眼前的當下，發出自己的觀點與聲音，多元撞擊。台灣文學的論述如果只有我們不贊成的獨派，和我們不贊成的統派，不就是因為我們其他的論述缺席了，未盡到自己的關懷，才會如此偏枯嗎？
當歷史、文化、政治、恩怨牽扯不斷。即便我可以心安理得說自己是中國人。卻沒有資格要求受過壓迫、殘殺等苦痛的人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因為「中國」的確重重傷害了這塊土地。
我們當然可已將中國概念分成好幾個層次來討論，但處在糾葛紛亂的權力場域之中，一時是說不清的。這「一時」又不知要持續多久。
其實，面對政治我常有很深沉的悲傷。我的中國文化立場，讓我很難投給泛綠一票。可是泛藍卻又如此不長進，衰朽腐化。那難道要投向對岸那個其實對不起中國文化的「中國」嗎？當然不，那不但違反我的中國文化立場，也不是我身為台灣人的情感可以接受的。我們真該問，為什麼沒有屬於我們台灣立場的統派論述！有健康的台灣統派，原本就多元激盪的獨派論述自然就會順中道而行，不會往極端走。那麼台灣無論統無論獨，才能健康。而不是如今無論統，無論獨都令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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