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師大精靈之城bbs國文系板上有一場本土意識的爭論。好友border對師大國文系的教學氛圍嚴重缺乏本土意識多所批判，他指出師大國文系的學生缺乏本土意識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方面是課程設計，一方面是某些教授本身就是反本土意識的。他也質疑大家所說的本土意識果真成為主流了嗎？本土派政客喊得漫天價響，但那畢竟只是政客的聲音，師大國文系真的願意將本身的文學視野再擴充嗎，我則做了一些回應，節錄如下：
「缺乏本土意識」一語其實並不如「反本土意識」如此簡單，「反」含有對立、對反或者對治之意，無論所謂「本土意識」的具體指涉為何，都相反相成為兩之概念。而「缺乏」所指涉的範圍，則顯得廣泛而曖昧多了，在border的討論中，其蘊含應是原應具有而未有，當然border也很冷靜地思考到這樣的蘊含本來就籠罩在某個政治或者說權力結構下。不過，在我粗淺的想法中，我則認為如果細分，這其中恐怕函括著更多本土意識潛藏未發者，如多數的市井小民，或者某些全力投注在專業領域無暇他顧者。也應包含著本體判斷下不認為原應具有，以及對當前論述視之為儒墨之是非，全不認同者。這恐怕不能遽定位為「缺乏」本土意識。
在經歷日據和國府時期的統治經驗中，本土意識相對於威權建構的論述而蒙發、發展。不過時至今日，所謂本土意識應該不限定於單一的價值取向及姿態，而在多元競逐的討論中，判言本土意識的缺乏稍恐太重了。
border兄在審視當前的政治與社會現象時，常對所謂「統派」、「統派政客」、「統派媒體」有極為犀利的批判，其被判為統派媒體，或者正是因為就是border兄認為其缺乏本土意識或反本土意識，否則逕自判為爛媒體或爛政客即可。然而，除了真正抹煞、排斥人權的論述外，愚意以為許多以本土意識為基準的批判觀點恐怕拉得太高，也說得太重，甚至各說各話了。當然如果說這本也是多元論述中的一種現象，也是可以的。除非，本土論者的心中早有了不容挑戰的唯一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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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師大的期末聯合考試，考了「論奉公守法」，引起諸多爭議嘲諷。隨後許倬雲院士在中研院院士會議的提案恢復基本學測的作文題型，考試委員倡議廢除國家考試作文等事紛至沓來，所以關於作文評分的公平性又引起討論，諸多論者者多以評分不客觀云云力主反對。
師大那年的出題，站在國文教學的效果而言，無論背後有多重要的動機，這樣的出題，的確是失敗的。因為這樣的題目，顯然是讓許多與試者所排斥的。如果將測驗視為教學的一環，那麼所謂迎不迎合學生口味就是一個不相干的命題。反而應該回到教學是否達成效果的焦點上。吾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畢竟不是人人能說的。
反個方向說，客觀而言，這樣的題目是否真是個古時候的題目，八股、制式呢？奉公守法真的不需要討論了嗎？畢竟他的題目可不是如何解決新興進士集團與關隴集團的衝突或者談重農抑商。
其實當你批閱作文有一段時日後，你就不會覺得作文成績全看批閱者的喜好。文理、邏輯、遣詞造句，一般說來還是有一定評判標準的。稍有經驗的老師對於好不好與喜不喜歡兩個層次便可分得清楚。當然，也會有讓評閱老師抓不住準頭的極端。如風格詭異，爭議極大者。但多數的學生，能達到文理曉暢，文字清通，已極不易。多數的老師也不會單藉思想內涵去把關給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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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的教改一直往教育鬆綁或者所謂多元適性規劃，其實在教育的封閉實驗瓶中胡亂加料，只會越改越糟而已。唯有社會結構能夠滿足個人自我實現的可能時，多元入學或所有教育鬆綁的觀念才有可能成功，否則所有的教改理念都只是在封閉的系統內做語言的遊戲。如果在社會結構中的自我實現無法脫離稀少資源的競逐。那麼，公平競爭機制的社會需求自
然會大於所謂適性發展的需求。
換言之，政府該扮演的角色是讓社會及政治制度能確實保障適性發展、自我實現的可能性。那麼談教育改革才會有意義，而且也會自然牽動教育改革的內在需求。而不至於都如現下的菁英式教改，永遠只重視優勢族群的適性發展，永遠只關注優勢還子的多元管道。誰去注意那些弱勢貧窮的孩子，誰偶爾回頭關心一下鄉下的、遊蕩的、功課不太好的學生。台灣難道就只有一個李家同而已嗎？
有人說教育改革不應該和社會階級扯在一起。但是當教育改革的模式已經到何不以食肉糜的昏聵地步，誰為那些孩子想一想？當社會的貧富差距大到足以形成富恆富，貧愈貧的階級壓迫時，那麼教育改革的關注面向就必然偏離。制度的改變可能有機會牽動文化結構的改變，然而多數情形，往往是文化結構使得制度的改變流於語言的操弄。
原因是在我們台灣，國家制度形成的時候，並沒有透過公共論述的場域，使得制度的形成過程也成為社會共識對焦的過程，於是乎很弔軌的現象是，當我們觀察整個教改的過程，卻是以極為封閉和宰制的心態去執行一個通往開放的政策。換言之，背後的意含是政策和整體結構背道而馳，政策就會陷入語言不斷扭曲和移轉的操弄遊戲而已。因此建構式數學可能最不符合建構原則，九年一貫最不一貫，而多元入學恐怕也最不多元。而追根究底，恐怕必須面對的是，處在台灣這個場域的對話各造，對於共識形成的過程沒有信任感，也沒有耐心。而這兩者都是台灣整體社會的潛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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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2002.02國立路竹高中國中部學生毆打教師事件
我常在想；當我們身為教育人員時，是否就背負著必須永遠原諒受教學生的的義務？原諒如果有意義，那是因為原諒的背後蘊含著深厚的教育意義和人格展示。只是何其難也？
在龐大的社會結構下，原諒的美德往往只是出於權力的造弄，或者某種據說是教育理想的論述需要。因此和「深厚的教育意義和人格展示」常常無關。脫離具體的生命情境而孤零零講一個教育理想，不但無益空洞，而且是真正的麻木不仁。很不幸，多數的教育論述都是麻木不仁而又自以為充滿理想。荒謬而且殘忍。
我常對自己說，我相信愛與熱情可以永不熄滅，但是一個只靠愛與熱情來支撐的教育環境多麼可悲。因為和諧而合理的教育環境中，根本不必強調愛與熱情。當我們不斷強調愛與熱情，只是告訴這個族群，這個社會，我們的教育已經走到多麼絕望而不可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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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在台灣喊了多年，卻一直與台灣具體而真實的社會疏離，提了無數似乎顛仆不破的真理，可是在真實的教育環境中，卻只是僵硬地垂掛在不同的文案與口頭舌齒之間。面對這種弔詭的疏離， 2月25日史英教授在聯合報民意論壇寫了〈教師，起碼做點改變吧！〉一文，指責台灣基層教師「這種面對改革的反應模式，有著五千年傳統文化深厚的基礎：不強出頭，但也不屈服；不願意改變，但也不做事非對錯的論辯。」，認為因為教育改革落到今日的困境，正是因為「如果基層的『行為』不變，任何『完整的架構』都絕對不會為教育帶來實質的進步。」言下之意，基層教師整體的懈怠連累了教改，導致空轉、失效。初讀之下，覺得只是慣有的「史英論述」，匆匆翻閱一過，繼而重讀，才驚覺正是這種思維，才導致台灣的教改落至與台灣社會如此疏離的地步。
許多改革進入本土，原都屬異質的存在，因此初期都只能是粗淺的口號展現，去刺激僵固的體制思考、反省。然後經由文化的「翻譯」、「格義」不斷對話，而在「本土」生根，成為真實而有生命的存在。許多觀念改革無法生效，正是無法真正在本土的文化土壤生根。因此唯有進入當下台灣具體存在的情境，談教育改革才有意義。脫離具體的情境而孤零零講教育改革的論述，不但無益空洞，而且是真正的麻木不仁。很不幸，多數的教育論述都是麻木不仁而又自以為充滿理想，荒謬而且殘忍。教育改革喊了多年，無法生根，正是因為喊口號的人，既不了解傳統，更不了解當代，而生活在虛擬而必須對治的想像中，拼命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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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小二學生因苦於讀經，難以成誦，竟至於涕淚縱橫。社會輿論遂紛論四起，多不以讀經為然，認為違反發展心理學理論，逆反兒童心理發展原則，還有以權威教化相責者。然而，果真如此嗎？
不少論者認為讀經僵流於僵化教條的權威灌輸，實則只是迷信所謂客觀知識系統，出於科學中心及價值中立主義的迷思。事實上，所有知識系統的形成，並無絕對客觀可言，背後必然有一論述典範作為基礎，典範之形成就涉及極為複雜的權力操作及社會構作，更拘執於人類認知的有限性，而這個層次往往遮掩在所謂客觀名義之下，使人迷失而不自覺。
人類處於龐大話語系統中，往往誤將語言描述與構作的理論，以及理論所對的「世界」視為真實。然而，價值中立只是一種空想，是以技術操作與實驗檢證作為中立的憑證。然而工具理性，並不能導致價值中立的推論，更何況所謂工具理性也只是一時方便的設準而已，執定其中反而落入不理性。實則所謂發展心理理論、兒童心理發展原則是對人類認識的一種切入的可能而已，而「切入」則已必然預藏著分割支離。
就理論說理論，現行體制內的語文教育，就是因為片面的理論牽引，導出支離分割的教育模式，而又謬以為是科學的，合於理性的步驟。所以誤以為語文發展必然是由淺至深，由片段、結構而至全體的歷程，所以總是在拼音、解釋、文法、修辭之類的枝節夾纏，而忽略了語文學習反而重在氣氛、環境及韻律、意象一層。語言溝通之所以可能，在於使用者有一個由共識形成的範圍與場域，一旦脫離這個場域，則即使同為中文或英文的使用者，也會產生誤解或無法溝通的現象。在共識形成的場域中，人類是靠著語言所形成的韻律、意象而溝通，所謂確定的解釋則已經是次一個層次的分解工作，不是溝通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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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國家音樂廳有場江樓望月音樂會，卻出現了另人遺憾的鬧場，至今日，我還感到難過。這場節目由林谷芳教授策劃導引，所演出的曲子原都熟悉，手上甚至有三、四個版本的ＣＤ。聽了一兩年國樂，還是門外漢，我想應該會一直門外下去，因此音樂會是很少到腳的。但因著林先生的講介，才特地一去。也不全因是講演的內容，我喜歡他一襲棉布衫，上自廟堂，下至草萊都是本色的樣子。
這場表演，並非一場純然的音樂會，我想林先生是有意透過月的永恆意象，作為一個生命對話的場域。十二首曲子皆以月色按照不同的生命情調鋪陳，這種安排，原就異於以單一演奏者或單一表演團體為主體的表演形式，「月」的主題在此場域之中才是主角，而環繞此一主題而生的樂曲與話語才能點題、應題，表演者的技巧、聲色反而是次要的。這些在表演的海報以及兩廳院的節目表、節目單上都有很清楚的說明。
開場，林先生談到了月對於中國人的普遍意義，多元分殊而均投向月的生命觀照。並以日本的櫻花作為對映，剛說幾句，有人鼓掌。全場愣了愣。然後有些聲響。
除非莫明無謂的拖延，否則催場的動作對表演者是很不敬的。尤其中國音樂的極至內涵原在避免趨附，一旦趨附產生，則就只能是表演，甚至娛樂，娛樂以下更不及論。催場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呼喚藝者趨附，既不尊重藝者的生命，更是讓觀者自己不高的涵養當場現眼。當然，國家音樂廳原就是表演的場所，但在這樣一個純然西方的場域，做了一種迥異的安排，原就期待可以稍稍跳脫表演，進入對話，進入彼此生命的朗照。初入門者，也得經由說解，略窺堂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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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事應該不難理解！與是否為馬市長或龍局長在任恐怕無關，換一批意識型態不同的政治人物，恐怕情況更糟。當文化活動節慶化，點綴化時，內容是啥就會被忽略了。何況在多數人眼裡，多認定古典詩書寫幾已死亡，去年的古典詩貼在捷運或公車時，我真不知有誰會抬頭念上幾句，遑論記得。
古典創作及閱讀人口都是弱勢，從去年兩組首獎都是興觀網路詩會同仁就能想像。是否停掉古典詩組，文化局恐怕根本不費考慮。與打油詩或外勞詩的相互排擠，應該只緣於經費編列及的節慶的「能見度」。而在市場中，邊緣文類要進入大眾的閱讀視野中，除了大量的創作，往往還需要行銷。簡錦松教授與高雄古典詩學會這些年的活動推展，也是一種行銷。對現代生活的對話，對現代人的表態。
所以，我覺得網路古典詩詞雅集乃至整個古典詩壇如果希望發揮影響，除了表達抗議的動作之外可能還需要藉由論述，說明古典書寫存在的意義。而這樣的論述，恐怕又要跳脫古典詩寫手習慣的繼承傳統說，或者韻文史式的討論。為難啊!!!
但是，冷靜地想想。文學獎與行銷等等，其實都與文學創作本身關聯不大。我贊成表達立場，也會參與。只是想起陳文華老師當年聊起古典詩書寫的一些話語。「當代的古典詩創作者，在當代文學史的書寫下本來就比較吃虧，不過回歸到文學創作的本質，那些本來就不是太要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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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什麼公民課？
2002.08.12
三民主義其實真要成為教材，只要成為中國近代史的一節中的一段就好。或者討論臺灣時代思潮時，討論具體政治社會環境時的背景說明。而公民課則有其必要，或許應稱作現代社會叫為合宜。重點應著重在思考批判，養成公民意識，學習公共論述，加強法律及經濟的基本知識。還有生命教育、價值思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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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7.25
楊照在 803期的《新新聞》的編輯手記中寫了〈數字背後的故事〉，先引一段文字。
現代的社會圖像，越來越依賴由數字呈現。「數字上的可管理性」(mathematical manageability)也的確是理性社會的重要特色之一。數字上可管理，才有辦法進行資源調控，讓資源能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數字上可管理，才能進行效率評比，追求更大的利潤與利益。數字上可管理，才可以建構客觀的公平標準，以量化思考取代過去的個案、人治考慮。
可是數字，尤其是統計數字越發達，我們對於社會的理解想像，也就會越來越非人化。人慢慢失去了其個性與個體性，變成祇是一個樣本。他的獨特感受，他的獨特痛苦，在數字在統計裡不再能顯現，就被當作是不存在的、或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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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bbs中文教室板有不少討論簡化字與通用拼音的文章，我也在板面上略談了拙見。
其實以功能而言，文字過度的簡化，反而不便。辨識會產生混淆，中共公布第三批簡化字又廢止，正是因為如此。誠然歷代『正字』都有所更迭，如我國教育部國語會便持續研擬於標準字體，但是仍在一定的軌跡中進行，簡化的幅度太大時，文化承載的斷層可以想像。
當然，我們無須再討論用不用簡化字的問題，因為簡化字已然存在，而且在龐大的華人社會中流通。但是可以讓不合理的簡化，在逐次的字形規範(正字)中，一一更替。在書寫與閱讀中也會自然產生趨力，讓正體字與簡化字流動汰換，然後一部份的字形自然成為異體字，漢字書寫本來就有龐大的異體字、通同字、古今字同時存在。
這一代能做的，就是讓兩岸字形的規範漸漸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大陸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運作與組成，我並不清楚。但是臺灣國語會在政黨輪替後則使人憂心，語言文字學者減少，加入了不少政治及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考量的專業性降低，部份敏感的議題，則不免流於意氣。拼音系統的決策即是一例，臺灣即便獨立，也絕脫離不了華人社會，因此在拼音的問題上實不必如此意氣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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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也者，滿坑滿谷的豬，好個六畜興旺的大中華民國政府
2002.07.02
本土化原是一條該走的路，但是目前的走法，完全不是良性與健康的方向。每天，教務主任的孩子會到辦公室來讀書，偶爾我就拿起這個小朋友的閩南語課本，讀沒兩頁，我就難受。這種教法，這種教材多數與生活脫節，只帶著一種對想像舊時生活的追憶，所選的詞彙和句式都超過孩子們的理解，長此以往，母語只會更加邊緣化。
林玉体的思考，除了對華夏文化的排斥外，還隱藏著人文社會學科的危機，在學術研究中，對技術操作的要求越來越高，遠過對人文素養的重視。使得工具理性獨霸，許多社會學科研究顯得冷靜而冰冷，即在於此。當工具理性加上僵化的意識型態時，就會產生不可對話的偏執而不自知。所以最科學的『自然科學』，就其根柢，往往在精神上最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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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安在立法院連署提案倡行改良式聯考後，史英大力疾呼聯考就是科舉。心中看了真覺可笑，史教授，史執行董事也懂科舉嗎??
升學制度當然須要反應社會的理想，呈現社會的希望，而這些須都立足於社會的現實基礎。已經有太多的評論指出，升學制度是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動力。而目前的制度卻只呈現對低收入、弱勢族群的沉重壓迫。許多評量方式背後都隱藏著對弱勢族群的不友善，須要有穩定、良好的經濟、知識及時間搭配，才足以在競爭中勝出。很不幸的是，弱勢族群都絕難擁有。
我也不喜歡聯考，靠著保送制度進入大學，但當年的保送制度，我有筆，有書，有口就能勝出，如今呢？
科舉所以優於察舉制度的理由之一，在於使經學世家不再壟斷學術傳承及學術詮釋的基礎，而傳承與詮釋背後都有一套技術操作模式，因此除了學問，殷實的社會、政治基礎，透過知識掌握權力或權力來源，並使得這套操作模式得以世襲。科舉則打破世襲，使社會得以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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